精神格局中的中华山河杨海蒂走在天地间的艺术

读到一本散文集是容易的，要读到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就很难；读到一部能激发审美愉悦的散文集是容易的，而读到一部能使读者产生人如何有尊严地活着，进而对自然万物产生新的生命体验的散文集则很难。收到杨海蒂散文集《走在天地间》时，红色的封面使笔者眼前一亮，深研之，遂对杨海蒂散文文本以及现代散文的写法产生新的感悟，下面分四个方面对此书的艺术特点进行梳理。

一、在格局中展现独特的散文气场

散文写作需要气场是毋庸置疑的。很多作者写散文时常常会有这样的困惑：同样用汉语写字，为什么自己的文字缺乏力度？究其原因，盖因为格局的大小与气场的强弱不同是也。从一定程度上讲，作者的精神格局决定散文气场，气场又反哺格局，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一位优秀作者的精神格局包括：信仰、阅历、对生命的理解等等。散文写作技巧可以后天学习，而散文作者的精神格局则取决于自身的心灵格局。散文的气场大小与取材有关。如果选那些接地气的素材，往往气场比较大，反之，气场就比较小。杨海蒂散文集《走在天地间》是激情的，是接地气的，文本中洋溢着饱满的浩然之气。比如作者抵达高原之上、雪山之下，把自己“逼到绝处”，然后有了崭新的生命体验：“据说来到西藏的人，一定会相信灵魂存在，也一定会得到心灵的净化。愚顽的我，还是脱不了俗，但至少在这一刻心灵至诚至纯。”

一个人的散文气场和精神格局，与一个人的审美眼界息息相关，即作者对什么素材感兴趣、眼界宽不宽，决定着作者的作品格局。比如观察历史，是仅仅观察历史现象，还是能够看到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也就是说，散文作者在日常生活中是平常的人，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便成为了超越自我的人。《走在天地间》非常具有文本自觉，文本中洋溢着饱满的浩然之气，比如其长篇散文《北面山河》——杨海蒂感兴趣的并不是中国北部山河的形貌，而是蕴含在山河之下的民族精神，当然需要用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去证明和衬托，于是，在这篇散文中出现了举旗抗宋的党项族英雄李继迁、有抗明农民英雄李自成。李继迁这样的人物也是需要成长的，英雄的成长与地理条件有关。李继迁和李自成都出生在陕北榆林横山，而横山是党项人的根据地。党项族当时的敌人是大宋，后来的敌人是漠北蒙古，由于党项人最后战败了，灿烂的西夏文化消失在历史的云诡异波中。在《北面山河》中，作者除了把精神凝聚于历史人物，还有意呈现于大自然本身，其中有波罗堡接引寺。接引寺是一处佛教圣地，佛教是西夏的国教。党项族英雄李继迁驻军于古银州，常前去波罗堡接引寺拜佛；李元昊奉佛教为国教，将接引寺封为国寺。佛寺是物质的，宗教是精神的；寺院是形，精神是实。形神结合，散文的气场就浑然一体了。

笔者注意到，《走在天地间》中，有不少篇章具有对“物哀”精神的解读。“物哀”精神是属于大自然的，不是属于某个民族和种族的。《姬别霸王》一篇中，杨海蒂对悲剧英雄楚霸王项羽进行了解读：楚汉之争，具有流氓精神的刘邦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则失败了。失败了又怎样？打仗可以失败，做人不可以失败。因无颜见江东父老，项羽宁死不肯过江东，一如杨海蒂笔下的虞姬所道白：“你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你固然错失良机，铸成大恨，但你泼洒的是一腔热血，你昂扬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骨气，这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虽然已经兵败，但是楚霸王项羽拒不投降，进行悲剧性的最后一战，用肉体之死去烘托出精神之生！即使岁月流逝时光斗转，也无法冲淡这样的精神存在。“哀牢山，一个让我莫名心动又辛酸的名字”，杨海蒂在《景东美如斯》一篇中如此说。哀牢古国是云南历史上的文明古国之一，存在四百多年间，石器文化、青铜文化、耕织文化、服饰文化都曾是一种壮美存在，哀牢古国的消亡也体现了“物哀”的存在，作者因此感慨：“至今地面上的文物无存，仅有一些与之相关的地名、山水、传说，依然传递出远古岁月的信息。”

二、用独到的见识对山川河流进行解读

一个人有形和神，一篇散文也有形和神。如果说散文的书面文字是散文的外形，隐藏在散文背后的那个人身上的精神气质即是散文的“神”。可是很多人写散文，文本背后站着的那个人不清晰，甚至是含混不清的。杨海蒂散文集《走在天地间》背后的“这个人”是非常清晰的：这个人是尊重大自然的，是一个尽量远离伪现代化、远离心灵浮躁的人，是以大美作为心灵宗教的人……因为作者是这样的人，才能面对大海参悟道，“人靠精神存在活着，强者为强大的目标而活。”（见《面朝大海》）；因为作者是这样的人，才能感悟道，“看来，他是一个带着悲观情调的乐观主义者。历史的浩瀚、宇宙的广袤，最终显示出人生的无奈和个体生命的渺小，而这些感悟，显然他早已用生命的大悲大喜参透了”（见《守望》）。一个人有了高洁之心，才能读懂另一位不平常的人，并诉诸于文字。因为作者是这样的人，才能在皖南充分感受徽州文化的了不起，“……为古代民居建筑群所罕见，为中国古代村落建筑艺术中之一绝”（见《徽州行》）。是啊，古代徽州是富裕的，古徽州人创造了诗意化的栖居，这与现代生活中那些暴发户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作者是这样的人，才能在追思秦代南越王赵佗时，发现来自中国古代的改革开放：“开放与融合，使南越国日益强盛，几乎能与北方匈奴相提并论。”（见《越王山下》）因为作者是这样的人，才能在扬州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英雄——轻生死而重道义。杨海蒂在扬州发现的英雄人物就有李庭芝、姜才、文天祥、史可法等（见《《扬州慢》）。可以说，由于对英雄人物的人格解读，才做到了由内而外、由此而彼地使其笔下的散文有了“朝圣”的色彩。《走在天地间》中的不少篇章，无论是描写还是转述，无论是讴歌还是发现，都氤氲着“朝圣”的光泽。比如作者去西藏是一次肉体与精神的朝圣，去神农架是一次对大自然的膜拜，去扬州是对民族气节的张扬，去陕北横山是对一些人和一些事的“物哀”精神的抚摸。如果说《走在天地间》是行吟散文的话，那么杨海蒂这一篇篇散文呈现出的是丰沛的精神之旅，是对物像所遮蔽精神内涵的显像，也是对历史细节的重新梳理。

文章来源：《艺术大观》 网址: http://www.ysdgzz.cn/qikandaodu/2021/0722/16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