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趣味与理论的介入朱国华教授访谈录

张洁婷、吴萌萌（以下简称张、吴）：朱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的访谈也许可以从您去年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开始。您的致辞非常精彩，在微信公众号被推出之后，阅读量不仅达到了数十万次，而且被众多媒体转载，可谓2020年度“最成功系主任讲话”。就这篇有着相当思想深度的致辞而言，这样的阅读量是十分惊人的，这可以说是去年学术界重要的“文化事件”。这篇致辞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可能是因为其中的内容触及了读者心中深处的某种东西，不知道您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朱国华（以下简称朱）：多谢二位对这一致辞的关注。去年的毕业典礼致辞产生了较大的阅读量，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事实上我自从担任中文系系主任以来，每年都被迫发表致辞，因为有微信公众号推送，每年又被迫绞尽脑汁更换主题。致辞是典礼的一个部分，它的形式和内容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演讲者不得不在惯例的压力下寻找个性化意图的表达。我并不认为此次致辞在任何方面表达了深刻的思想或做出了独创性贡献，也并不觉得它比起我以前的致辞更高明（我自己更喜欢2019年的致辞，因为主题与专业领域相关）。这一次获得不虞之誉，我想还是因为这次致辞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当代全球社会普遍撕裂的困境，我希望能够在各种对立之中寻找到最大公约数。

没有人会反对真理，虽然每个人赋予“真理”的内涵和命意可能大相径庭。当然，也没有人喜欢戾气，但我们总以为自己的论敌才有戾气。不过，如果我们都同意，追求真理是一件我们都期待的好事情，我们似乎至少可以在这个平衡点上，暂时搁置我们的分歧。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分歧的解决不过是文学的或想象的解决，其实无法真的发挥疗伤的功能。但即便如此，它总还是走在通往和解的道路上，这可能是大家乐见的。我这篇致辞卑之无甚高论，但可以说，它产生的影响有多大，它反映的社会创伤和群体焦虑就有多深。我宁愿岁月静好，山河无恙，不需要这种字斟句酌、欲说还休的致辞。

张、吴：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您取得的学术成就十分丰厚且令人瞩目。您曾经说您最开始并不是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您能否介绍一下是什么契机让您走上了西方文论研究的道路？当时中国学界对西方理论的接受情况如何？

朱：在学术研究上，我十分惭愧，没有做出什么值得称道的成绩来。说到我做西方文论研究，其实有一定的偶然性。我年轻时，正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受当时风气影响，西方的东西看得比较多一点。到了1989年以后，我遇到了著名画家董欣宾先生，他批评我对中国传统的东西关注不够，所以我也读了一些古籍，但是都说不上特别系统。当时东南大学正在筹建中文系，因为师资不足，我也讲授过五花八门的文学课程，换句话说，我可以算是兼任了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的教师。不用说，水平都很低。但幸运的是，我对文学学科的各个领域都很感兴趣。后来，我计划以同等学力来攻读博士学位，需要选择一个专业。那时候我的考虑是：如果报考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我觉得没有二外是不行的，但我的外文水平很糟糕；如果选古典文学，我觉得没有童子功是不行的，理想的状况是不仅仅要有训诂、音韵等基础，而且最好能熟读四书五经和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文，但记忆力是我的弱项；至于现当代文学，看起来门槛较低，也聚拢了中文学科最多知名的大咖，但是，鲁迅之外的作家，能让我产生迷恋的几乎没有。要是我将余生投入这个领域，我会多少有点不甘心。最后的选项只剩下了文艺学，这在中文学科的鄙视链中叨陪末座。它没有专属的具体的作业区，因此说起来我们这一行好像是通吃所有的文学，但实际上我们干的似乎是凌空蹈虚的事。由于古代文论毕竟跟时代距离稍远，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当代西方文论。理论是比较烧脑子的，但是它越是不容易接近，当偶然之间想明白了某个道理，它给我带来的快乐也越是强烈。

至于我年轻时中国学界对西方理论的接受，总体上是一种如饥似渴的欢迎态度。这一方面，当时百废待兴，学术出版本身远不如现在繁荣，学术著作总量还比较有限；另一方面，那时候能直接阅读外文文献的人还比较少，译著也很稀缺，所以学术译著销量还是比较可观的。至于翻译得是否精准，以及对西方学术的研究是否深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个人认为，即便到现在，这些方面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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